台灣新電影30年了,伴隨著時空移轉,如今告別了鎢絲燈光,迎來了數位時代,一個新的影像時代,因為網路與科技加乘之後,釋放出新的力量,讓電影拍攝方式更具想像,甚至從不可能變得可能,再一次催生台灣新電影,帶動新的創作形式,打破了創作邊界,昇華了電影產製與觀看體驗。但一切只是更逼真、更身歷其境、更多令人驚訝的細節嗎?什麼才是電影的未來?跟科技又有什麼關係?
《數位時代》客座主編張鐵志、導演侯孝賢在問答之間,細說他們的觀察與改變,朝著未知的將來探索前進。或許有一天當我們回顧現在,電影史上最偉大的革新已經不是傳統膠卷,也不是硬碟檔案,而是更令人屏息的數位化表現方式。
侯孝賢:台灣電影導演,「台灣新電影」代表。國立藝專電影科畢,1973年進入電影界,以長鏡頭美學、固定鏡位、忽略敘事因果關係、寫實風格等為其特色。1989年以《悲情城市》獲得威尼斯金獅獎,2015年以《刺客聶隱娘》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。參與成立「台灣電影文化協會」及「台北之家.光點台北」電影文化空間。
張鐵志:政治與文化評論家,專欄見於台港中主要媒體與外媒。歷任《新新聞週刊》副總編輯、香港《號外》雜誌總編輯、《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》總主筆、《數位時代》顧問。現正參與辦網路新聞媒體「報導者」。
從台灣新電影30年出發
張鐵志:最近又有不少關於台灣新電影30年的討論,你曾經說過,新電影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,是那時候的壓抑氣氛形成了那個特定的形式與內容。跳到現在來看,這是一個數位時代,是不是也有屬於這個時代特定的電影美學?你怎麼看電影與時代的關係?
侯孝賢:二戰之後,從歐洲開始出現法國新浪潮、義大利新寫實、德國新電影,影響到亞洲,所以香港也有80年代的新浪潮,以及台灣的新電影,這彼此間有一個渲染。電影拍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樣,是因為技術不一樣了,例如燈光或者底片的變革,幾乎是眼睛可以看到的,影片就可以拍到,這就是很大的變革。寫實風格因此開始。
一直到數位時代,又是一個載體的變革,然後又是一個全球化的衝擊。網路世代其實就是影像時代,網路時代既然來了,表現方式應該要改變,其實現在也有改變,但沒那麼厲害。我們在2000千年拍《千禧曼波》時,我本來想的是有一群女孩子在台北的狀態,網路可以像細胞一樣,追蹤每個人的狀態,把他們呈現在網路上,然後可以自己去連接、剪接,但後來發現我想的太天真了、太早了。
張鐵志:你看到這個網路世代的年輕創作者,他們對影像的想法,或是對電影生產和流通的想法,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?
侯孝賢:其實我剛開始跟這些年輕人接觸的時候,發現他們沒有想太多,因為他們還是受了以前的影響,在表達上沒有什麼改變。我就跟他們說,網路時代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底片,各種拍法都有可能,例如用手機什麼都可以拍了,而且體積也越來越小,所以捕捉影像的方式應該要改變。
以前的拍攝方式是,例如當演員在家的劇情結束,要拍出門,我們會看他劇情是搭公車還是開車,事先定一條好的路線方便拍攝。現在就不必,只要找好家的定點,接下來在每個地方捕捉一部分就好了,因為可以連接,不必先安排好全部的路線。
給這一代年輕人的建議
張鐵志:所以你同意科技對於電影的創作來說是解放的力量嗎?尤其對年輕人、對獨立製作來說,科技讓一切變得更容易了。
侯孝賢:解放的力量是指形式或表達的方式變得多樣,或者變得更容易。雖然這不包括內容,但形式通常會改變內容。就像繪畫最早是工筆畫、肖像畫,是寫實的,後來變成法國的印象畫派,專注在陽光和客體之間的變化,捕捉光和顏色。
每次當載體、技術或是觀念變化,就會帶動新的創作形式。網路也是,只是現在很多年輕人還在模仿以前的拍法。
我帶金馬學院的學生坐火車去花蓮、宜蘭勘景的時候,建議他們在火車上可以用小的器材拍攝。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拿手機或小器材在拍,其他人被拍也不會有感覺。結果我看了影像覺得奇怪,問:「為什麼兩邊的人都在看你們?你們是用什麼機器在拍的?」原來講半天,他們還是扛了一台大的Alexa攝影機。因為他們很少機會碰到好機器,當有機會拍的時候,就想回到傳統的方式。
這意謂著表達的能力沒有被訓練好,而且在學校的時候沒有人討論這件事。現在因為器材越來越普遍,數位相機拍的作品也越來越多,才逐漸產生變化,但其實早就該被天翻地覆地改變了。
(《數位時代》2015年9月號文章精選,尊重智慧財產權,如需轉載請來信洽詢:web@bnext.com.tw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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